即便不限制，出海商民愿意纳税的也是少之又少，绝大部分选择走私。

这也是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税的缘故。

南宋初期算上摆地摊等人上门，总共收到的也只是是100万两，据说占南宋岁入20。

即便考虑到我宋时候银子比较值钱，也是有够磕碜的。

至于宋为什么岁入经常出现几千万贯、上亿贯之类的奇葩数据，那是纸币本位下通货膨胀闹的。

据说大元还曾经岁入几十亿贯过。

而赫德打理大清海关用火轮船抓走私之后，一年能收上2000万两更说明了这点。

但是比起大清的对于商民出海，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。

限制年限是因为大清很畏惧汉人在南洋建立势力，深恶痛绝，见到汉人势力扩张就恨得牙痒痒。

大明这110船引好像还是少了点，之前更是连110船引都没有。

联系嘉靖朝朱纨严厉打击走私，被浙江福建士绅发动在中枢的势力攻讦，被迫自杀。

就能发现，闽浙士绅似乎并不愿意开海。

在海禁的前提下，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没有被朝廷打击的风险。

除非碰上朱纨这种愣头青，而没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这个风险。

虽然很小，明代海禁绝大部分时候执行上很宽松，这样的情况，对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。

一旦开海，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结的巨商进行相对公平的竞争了。

闽浙地区以富庶著称，在宋元两朝，其富民长期逃避税役，勾结官僚，使得国库空虚。

明初开国，朱元璋曾经对闽浙地区的富民进行打击，但治标不治本，其地的士绅势力很快又崛起，影响朝堂。

所以明朝开海进程的缓慢，以及隆庆开海的有限性，与这些闽浙富民的操纵，是分不开的。

清朝不是很给闽浙富民面子，是否证明大清能够更好地打击豪强，保护平民利益。

并不是如此。

清朝土地兼并，能排在历朝历代第一。

而晋商也在清朝过得犹为滋润。

明代平民出身进士约占总数50，清代则减至百分之三十几。

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，则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百分之六十。

可见平民向上流动机会渐减。

清代，尤其清代后期，大行捐纳制度，富与贵密结合，影响力量趋强；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。

可见闽浙士绅在清朝影响力下降，乾隆皇帝宁愿给广东士绅面子，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，这与打击豪强什么的没有半点关系。

由于闽浙是清军南下中所经过的最富庶地区，而开国时清军基本上是没有军饷的，军纪极劣，在闽浙地区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大屠杀，康熙朝为了对抗明郑，又实施了迁界禁海，造成巨大的破坏。

这些活动，造成了民间对于清廷的仇恨。

所以后来，清廷对闽浙地区的士绅并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。

广东士绅取得清廷信任，是否就证明广东人在明末不如闽浙士绅有骨气，抵抗少呢。

不然，广东民风彪悍，在明末表现得尤其有骨气，李定国与清廷便多次拉锯于广东。

于是在明末清初遭到的破坏，更加惊人，如尚可喜屠广州，据说一次就屠杀了八十万人。

但是因此，广东士绅在明末清初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。

新产生的士绅阶层，许多都是尚氏集团的残余，是由尚可喜集团及清廷扶持起来的。

这无疑也是广州十三行能够得到清廷信任的理由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明朝限制商民出海，是损害了中等商民的利益。

而广东十三行的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