户籍体制中出现的“坊郭户”作为一个单独户种的出现。

城市极大繁荣，海外贸易繁盛，无不体现了新经济因素的到来。

而“王安石变法”中出现的“免役法”“均输法”无不体现了新形势下的要求。

而“市易法”则可以说是国家力量利用金融业的雏形。

这次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中国可能进入近代的机会。

但是，毕竟时机条件还是不太成熟，经济上农业仍为绝对主导。

法律条文是旧式的，保守派与变法派官员是旧式的，皇帝是旧式的，思想是旧式的，整个社会原有体制与思想和社会经济条件均大体与旧体制符合，而少数不成熟的“冒头”思想很快被淹没。

至于变法实践操作中出现的重重问题，更明显带有旧体制的深厚烙印。

苛求古人超越时代的限制，也是极为不合适的。只能说这是历史环境的必然。

王安石变法失败后，以致到靖康之变，落后民族入主中原，使得农本与新经济的矛盾再次强制性化解。

因为新经济在长期战乱以及之后落后民族的统治中遭到极大削弱，其基石，农业也发生暂时性衰退。

第二次新经济因素未能突破农本经济。

而到了明朝中后期，第三次新经济因素再次发展到了与农本经济相冲突的地步，而这次最为尖锐，因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，但终究没有突破农本经济体制。

因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分为两条线。

新经济因素建立于农本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，而根据历史经验，农本经济的发达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，土地兼并，而新经济因素的产生不过是农本经济发达带来的副产品。

而土地大兼并酿成社会动乱，社会动乱的结果摧毁脆弱的新经济。

而随后的清军入关又一次加剧了这一结果，新经济再次受到限制。

总之，明朝的灭亡一定程度上是农本经济的周期性矛盾。

经济发展，土地大兼并，社会矛盾激化，动乱，经济衰退，再发展。

所造成的结果，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率有着殊途同归的结局。

而不幸的是，明朝成了此规律的又一个适用者，这一链条中最后的牺牲品。

“赔款四百万两，还要开放清河作为通商用途，还要准许韦宝的军队驻扎，他们当自己是什么？是我们满人的主子吗？”皇太极愤然道“父汗，我拿到这份条约，本来都没有打算给父汗看。”

“不必再议！”努尔哈赤果断道“代善，莽古尔泰，皇太极，我命令你们领三万精锐铁骑，以皇太极为统帅，再战韦宝的兵马，一定要将他们重挫，让他们知道我们满人的厉害！”

“是，父汗！”代善，莽古尔泰和皇太极一起答应。

三人旋即领命，出了沈阳城，各带本部精兵。

“皇太极，你向来足智多谋，这次咱们怎么打？”代善忧心忡忡的问道。

三人在努尔哈赤面前表现的很勇悍，都是要与宝军拼命的态度。

但现在没必要装了，表现反差最大的是莽古尔泰。

莽古尔泰叹口气道“问皇太极，皇太极能有什么好主意？带兵冲呗！咱们三路大军从三个方向一起杀出，只要有一路冲破了韦宝大军的防守，便赢了，冲不破的话，一样是被人当成活靶子的命运。”

虽然莽古尔泰和代善都没有多少与宝军征战的经验，但两个人并非对宝军的火器一无所知。

只要将明军的火器，用三十倍的威力计算，就可以得出宝军的战斗力。

明军的前膛炮都是打石头子和铁蛋的，一发炮打出来也不知道能不能杀死一个人。

宝军一炮只要打到建奴密集的人群当中，杀三十人真不是不可能。

皇